2020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念提出15周年，“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或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而逐步形成的，它科学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基础性、根本性与长远性问题。这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具有丰富系统的深刻意涵，而且有着特色鲜明的理论品格。这些理论品格突出地表现为主体性、科学性和大众性。
第一，主体性。这主要是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取向清晰地展示了聚焦于当今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应对的中国视角、中国观点和中国方案。
应当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断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及应对，经历了一个从相对被动到渐趋自觉的历史过程。比如，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我国开始明确承认现实社会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存在并采取具体性对策。而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引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战略，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但很明显，无论20世纪70年代初对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政策的认识，还是90年代初对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战略的认识，以我为主的系统性理论阐释与政策贯彻执行自觉都相对匮乏。直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我们在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上才真正做到了中国视角、中国观点与中国方案的有机统一。概言之，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首先是指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出现或积累起来的问题，也是确实与我们自身直接相关的也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而不再只是存在于其他国家或外部世界之中的、对于我们只有间接性影响的问题。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阶段性难题，也只能通过这一进程本身的阶段性跃迁来加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当代中国，将会更加主动、更有能力地承担这方面的主体责任。大力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依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内外形势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与选择，并且具有超出国内背景或语境的普遍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都已作出了明确而科学的阐述。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向整个世界表明，当代中国已经不仅是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因的一部分，而且是这一问题有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更是其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从中国参与走向中国引领”。
需要指出的是，其一，这种主体性的不断成长与成熟是一个逐渐发生的历史过程，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进程所决定的。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对于国内外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应对能力与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达成了一种“历史性合力”，也就是处在了将现实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的“历史窗口期”。其二，这种主体性意识和自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自觉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哲学价值观，更是我们在国内层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在国际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的理论依据。而这两个层面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或依托，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点滴努力汇聚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是贯穿其中的统摄性灵魂。
第二，科学性。这主要是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人类文明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演进的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全面发展的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规律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化。
对于如何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视野来看待生态环境保护与善治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述是一个经典性的概括。基于此，他不仅从世界文明古国的兴衰更替和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壮大角度，阐明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一个社会文明永续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意义，而且大致勾勒出了一个全新的生态文明史观，从而大大拓展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均衡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系列论述、关于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论述、关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系列论述，其核心都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切实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立统一关系。无论“两山”理念的辩证性理解，还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的整体性考量，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与发展观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现实运用、经验总结和时代拓展。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从治国理政方略的层面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与水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成了一个更加系统完整的理论形态与持续强力推动的重大战略。它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空视域下的执政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在各个时代所达到的生态文明高度或历史自觉。
需要强调的是，一个思想或理论的科学性会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研究对象的科学界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科学表述等。这里所指的科学性主要是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种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或学说而言的，即它是否以及如何科学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基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问题。正是由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时而科学地概括了上述三个层面上的规律性认识，因此彰显了鲜明的科学性。
第三，大众性。这主要是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阐述不仅依托于实际问题及其解决对策导向的政策话语，而且所使用的是结合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叙事的大众化通俗性语言。
就前者而言，通读迄今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文本可以发现，其共同特点是着力于阐明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方略。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现实问题解决导向的一个政策话语体系。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这一思想或理论不仅本身并没有呈现为一种纯粹学术议题的学理性论辩，而且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具体性的战略部署与政策要求。相应地，它也非常适合全社会成员的阅读与理解。就后者来说，无论当今中国普通百姓都耳熟能详的“近人平语”，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和“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等，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重大国际场合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倡议，比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其最大优势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更好地理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家重大战略和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中国倡议的目标行动。
当然，像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一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也是一个需要辩证理解的问题。一方面，一个思想或理论的大众化与广泛传播得以成功实现的基本前提，是对它本身的体系性意涵的科学概括与表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不例外。就此而言，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意涵的进一步学理性阐发，仍将是我国生态文明研究学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方略集中体现之一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鲜明的大众性特征又构成了它极其重要的一个理论品格。因为思想或理论只有做到被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才能转化成为一种强大的物质变革性力量，而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最终成功，将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效力的最好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