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作为一种走进自然、亲近自然的旅游方式，不仅是旅游业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产业绿色健康发展的重要模式，同时由于其以户外体验为主、游客相对分散等特点，因而也是新冠疫情后期旅游业恢复振兴的重要突破口。为充分发挥生态旅游对引领生态保护、传播环境教育以及拉动旅游消费、带动内需复苏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应该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在后疫情时代加快推动我国生态旅游发展，满足旅游市场日益释放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高品质旅游需求。
后疫情时代发展生态旅游具有理论基础、实践经验以及现实需求。
一是习近平“两山”理论的理论基础。“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辩证地剖析了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随着全国范围内绿色发展实践的开展，“两山”理论日臻成熟，成为指导生态旅游发展的最新理念，为生态旅游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二是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初步形成了生态旅游产品体系，涵盖了山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荒漠以及人文生态7大生态类型。生态旅游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生态旅游产品不断丰富，逐渐朝着多样化、专业化、特色化、体验化的方向发展；生态旅游者的数量持续增加，游客的生态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生态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逐渐凸显，越来越成为生态资源富集的革命老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等地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实现脱贫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三是疫情后期旅游者渴望安全健康的旅行方式。新冠疫情之后，旅游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偏好会发生变化，更加追求旅游的安全性、健康性和环境友好性，强调旅行过程中身心健康的双重获益。而生态旅游作为一种亲近和体验大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旅行方式，能够通过生态体验、生态认识、生态教育等方式满足游客人身愉悦、休闲健康的旅游需求，符合疫情后期消费者环保、健康、绿色的旅游需求。
后疫情时代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是引导旅游者形成健康环保的旅行方式，促进疫情后期旅游业的恢复振兴和转型升级。疫情后期是培育新型旅游消费市场的窗口期，加速发展生态旅游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积极布局新型生态旅游产品，增加生态旅游产业供给；同时，有助于培育旅游者形成新的消费习惯和旅游偏好，提升其对旅游生态环境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加快旅游消费需求升级转型，从而实现疫情后期旅游业的复苏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二是充分发挥生态旅游的环境教育功能，加强疫后对人地关系的反思。生态教育是发展生态旅游的根本目标，也是游客开展生态旅游体验的主要方式之一，能够帮助旅游者在休闲的过程重新认识大自然，关注生态保护与环境发展。积极发展生态旅游有助于加强全社会的环境公共教育，提升大众环境保护认知，加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早日实现美丽中国梦。
三是帮助边远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冠疫情爆发后，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加快发展生态旅游，充分发挥其经济带动效益，助推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有助于丰富贫困地区居民的生计策略，拓宽收入渠道，增加应对疫情危机风险的能力，巩固现有的脱贫攻坚成果，同时有利于保护乡村生态文化遗产，发展乡村生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后疫情时代我国生态旅游发展面临着战略机遇和市场机遇。
战略机遇：“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十四五”时期正是发展生态旅游的关键时机。疫情后期发展生态旅游既是应对危机与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积极响应新阶段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策略。生态旅游发展要把握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机遇，顺势而为，转为危机，成为带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支柱力量。
市场机遇：全社会绿色发展意识增强，生态旅游需求旺盛。新冠疫情爆发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也直接催生了向往绿色、健康、安全的旅游消费需求。相关调研显示，后疫情时代绝大部分旅游者偏向选择自然风光类型的旅游目的地，表现出对“健康旅游”的喜好，全民生态旅游需求空前高涨，这为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机遇。
疫情后期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仍面临着众多挑战。
一是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存在误解，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目前，不少地区和企业对生态旅游的认知存在误区，将其简单等同于自然旅游、绿色旅游等，忽略了生态旅游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教育功能；部分地区和企业则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急功近利，过分看重经济利益，在缺乏科学统筹规划的前提下盲目开发，粗放开发模式对生态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污染；还有部分地区和企业过于追求门票经济，忽略了景区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增加生态保护压力。如何坚守“绿色底线”，绝不“触碰红线”，这是发展生态旅游所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是我国生态旅游整体发展水平低下，发展层次有待提高。整体来看，我国生态旅游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生态旅游产品体系尚不完善，产品单一、多以观光型为主，参与型、体验型产品较少，专业型、高端型产品稀缺；且现有的产品形式过于单调、肤浅，缺少相应的科普解说系统，没有充分发挥出科普和环境教育功能。生态绿道、有机餐饮、生态酒店、生态厕所等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没有形成统一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形象。生态旅游参与机制尚不健全，部分旅游地的社区参与度低，社区居民缺少旅游发展的建言权、决策权和收益权，利益共享机制缺失。
三是缺少生态旅游发展的监督机制和保障体系。监督机制方面，关于生态旅游开发建设、评估审查的法规政策文件尚未出台；生态旅游的设施设备使用、环境质量评估、游客容量控制等问题尚未明确；生态资源监督保护体系亟待健全；生态旅游产品认证制度亟待完善等。保障体系方面，缺少培养专业生态旅游经营管理人员的人才保障制度；缺少提升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社区增权制度；缺少激发旅游企业投资兴趣、降低经营风险的专项扶持制度等。
疫后应该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我国生态旅游发展。
第一，贯彻实施《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将生态旅游产业纳入“十四五”规划。《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明确了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是后疫情时代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地区应因地制宜编制各地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科学评估、统筹布局区域生态资源，系统整合生态旅游发展要素。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的编制要与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等相衔接，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态价值理念为准则，实现保护生态与发展旅游相得益彰。同时，要将生态旅游发展纳入国家和各地“十四五”相关规划，提升重视程度，加强顶层设计，促进生态旅游加快发展。
第二，加快推进后疫情时代生态旅游复苏振兴，系统提升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水平。
一是提出疫情防控常态下生态旅游的发展举措。后疫情时代发展生态旅游要坚守底线，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结合疫情发展形势，定期调整生态旅游景区游客承载量，提醒景区做好客流控制、在线预约、智慧引导工作。根据疫情对生态旅游企业造成的实际影响，提出系统的资金补助、金融支持、减税降费等帮扶措施。结合《全国生态旅游规划（2016-2025）》，研究具体的生态旅游恢复路线和分阶段的建设目标。
二是加强生态资源保护，坚守底线思维。构建生态资源价值评估及核算体系，在系统梳理生态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对资源的分类、分级保护，根据资源的生态价值科学划定生态红线，明确区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坚守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三是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体系，延长生态旅游产业链条。在科学保护的前提下充分挖掘资源的生态内涵和文化内涵，因地制宜地布局开发生态旅游产品，既要有观光型产品，也要有参与型、体验型产品；既要有大众型产品，也要有专业型、高端型产品；高中低端、点线面区相结合，构建丰富多样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尤其要注重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旅游纪念品。同时，加快生态旅游与林业、农牧业、健康产业、文化产业等的融合，加快发展森林旅游、农业旅游、康养旅游、文化旅游等多种类型生态旅游，联通上下游产业链，提升生态旅游产业整体附加值。
四是升级生态旅游解说系统，提升环境教育功能。在生态旅游目的地建立多样化的解说系统，包含景区标识标牌、宣传手册、景点折页、生态体验设施、小型教育场馆等多种载体。编写具有生态科普特色的导游词，加强对讲解人员的培训，聘请专业研究人员，提升讲解的专业性和趣味性。鼓励重点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大型生态旅游宣教中心，开设自然教育学校，定期开展环境教育活动，提升环境教育的社会参与性。
五是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提高设施和服务水平。出台生态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标准，鼓励景区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饭店、绿色酒店、生态停车场、生态厕所、生态绿道以及房车营地等服务设施。完善重要生态旅游目的地的交通服务设施，构建连接生态景区和道路干、支线之间便捷换乘体系，鼓励游客绿色出行。加强新技术在生态旅游中的应用，在重点区域建立生态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和网络中心，对生态景区进行实时监测预警。鼓励开发虚拟生态旅游，丰富游客旅游体验。积极发展生态旅游设施设备产业，包括资源监控设备、游客可穿戴体验设备等。
六是积极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推广生态旅游品牌形象。利用疫后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的机遇，积极打造“安全、健康、绿色”的国家生态旅游形象，运用多媒体渠道加强海内外宣传。各地区应结合自身资源特点，差异化定位，推出相应的生态旅游形象。积极筹办第三届全国“生态旅游年”，结合生态旅游会议、论坛、森林园艺博览会等节庆活动，打造特色生态旅游品牌。
第三，建立健全生态旅游发展的保障体系。
一是建立生态旅游发展监督体系，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出台关于生态旅游开发建设的法规政策文件，明确生态旅游景区项目的审批流程、建设标准、评估体系，明晰各利益主体的权责义务。成立专门的生态旅游专家委员会，定期对生态旅游资源进行评估核算，不定期对相关景区进行抽查暗访，建立奖惩机制，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
二是完善生态旅游产品认证体系，提升产品开发质量。组建相关的生态旅游产品认证机构、组织以及专家智库团队，出台相关的认证标准，定期开展生态旅游示范区、生态旅游产品申报认证工作。鼓励有条件的景区、产品积极申报，对认证成功的项目可适当给予奖励，同时建立退出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对认证机构、组织进行培训，加强与国际相关组织的交流合作，提升产品国际认可度。
三是健全社区居民参与体系，实现社区共建共享。重视生态旅游对生态资源富集区的社会综合带动作用，明确社区居民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参与方式和途径，确保居民拥有参与权和决策权。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经营收入要以一定形式、一定比例返回给当地社区。景区内的特许经营服务项目和就业机会要优先考虑当地居民，并定期对居民开展技能培训，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
四是推出生态旅游政策扶持体系，激发市场主体投资。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积极出台相关财政税收政策，设立生态旅游专项发展基金，对从事生态旅游的企业进行适当的税收减免，降低贷款利率，提高企业参与生态旅游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设立信贷担保基金等方式减轻企业在生态旅游领域的投资风险。鼓励企业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投资，拓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增强多样化、多渠道投资意愿和融资能力。
文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 王成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 冯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