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9日，袁隆平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黄关镇联德村袁隆平超级稻第四期攻关示范片查看水稻生长情况。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5月22日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21世纪最初几年，作为科技记者我有幸多次采访袁隆平先生，一来二往就有了些交情。相对熟悉后，袁隆平先生专门让我到湖南做世界科技形势报告。当时袁隆平先生和我几乎无所不谈，话题从爱因斯坦到生命和意识的本质，涉及很多方面。这些教诲让我受益颇深。后因长年驻外，联系渐少。今惊闻先生驾鹤西去，故整理了部分可以公开的采访资料，以纪念先生。
为什么要研究杂交水稻
袁隆平对记者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粮食大规模减产，我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非常自责，从那时开始我下决心解决粮食增产问题。”
20世纪90年代，曾有一位美国专家写了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对此，袁隆平给予了有力反驳。谈到他当时为什么那么有信心，他对记者说：“全国杂交水稻现在的种植面积达2.3亿亩，平均亩产是400多公斤。现在我们培育的超级杂交水稻，亩产超过700公斤。如果加上其他农作物的增产，我对中国人养活自己，充满了信心。”
关于对杂交水稻的贡献
袁隆平说：“1978年科学大会召开后，知识分子由‘臭老九’变成‘老大哥’。说明党和国家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你做出的成绩。另外，杂交水稻是很多战友协作攻关的成果，他们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只不过是他们的代表。”
杂交水稻难在哪里
生物界杂交现象比较普遍，动物界基本上都是杂交的。为什么培育杂交水稻那么困难呢？袁隆平说：“以往的传统遗传学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现象。自花授粉植物雌雄同花，雌雄蕊都在一个花里面，外来的花粉很难进入，因而很难杂交。”袁隆平认为，当然可以用人工方式一朵花一朵花地杂交，但从实际操作上讲，非常难。因为“水稻的花很小，而且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不像辣椒、番茄等，一朵花里有几百粒种子，如果一朵朵花去雄，授粉，那是杯水车薪，不能满足大面积种植的需要。”正因如此，水稻杂交研究此前一直无人敢于问津。
成功培育杂交水稻的关键思路是什么
袁隆平说：“培育杂交水稻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问题是研究水稻究竟有没有杂种优势。如果没有杂种优势，那杂交水稻研究就是徒劳了。我们在实践中看到了水稻是有杂种优势现象的。第二问题是如何大量生产杂交水稻的种子。我们要找一个特殊的办法，不能一朵一朵花人工地去做杂交，那是不行的。我们要专门培育一种雄花退化了的特殊品种，叫作母稻，或者叫雄性不育系。”
培育杂交水稻的方法可以打这样一个比喻，水稻如同一个自我封闭的村庄，男女数目相等，允许在村里通婚，不允许在外面结婚，这时候找一个办法，把村里的男人赶走，使这个村庄成为“女儿村”，她们只好到别的村里寻女婿。这样就实现了杂交。袁隆平说：“就是通过这种专门的方法，培育一种雄花退化了的品种，即雄性不育系。这种水稻的雄花没有花粉，要靠外来的花粉繁殖后代。这样，在田里种几行雄性不育的水稻，在它们旁边种几行正常的水稻品种，让它们同时开花。开花以后，用人工方法让正常水稻的花粉满天飞，播到雄性不育水稻的雌蕊上，就实现了水稻的大规模杂交。”
最大的灵感来自失败
农业科研周期很长，袁隆平曾在研究过程中失败不断，但每次失败都给他新的启示。他认为最大的灵感来自于一次大失败。袁隆平对记者说：“1960年，我在田间选种的时候，发现一株特别好的优良水稻。当时我估计，这个品种的亩产量可能在千斤以上。第二年我把它小心翼翼地种下去，就望品种成龙，结果一看大失所望，它的后代高的高，矮的矮，没有一株那么好。当时我特别沮丧。就在失望的时候，突然来了灵感：纯种水稻不会有性状分离现象，只有杂种水稻才有性状分离现象！我发现的这株水稻很可能就是天然杂交稻！这一灵感促使我决定研究杂交水稻。”
要培育杂交水稻就必须找到雄性不育株。“1964年，我从水稻开花开始天天下田去找，一连好多天没有发现。后来到了第14天，我想再找找吧，结果突然间就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株。这说明有志者事竟成，关键是不要泄气。”袁隆平说。
袁隆平在培育杂交水稻的过程中，多次抓住了机遇。其中1970年被称为“野败”的野生稻的发现就是一次重要机遇。
1964年，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到1969年，他与其他科技人员一起，先后用了一千多个品种，做了三千多个组合，进行了多方面的艰苦探索，但都没有成功。1970年，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发现了原来所用的品种亲缘关系很近，很难产生杂交优势，于是袁隆平决定用野生稻和栽培稻杂交。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很多科研人员开始寻找野生稻。1970年秋天，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技术员冯克珊在海南岛发现了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野败”。这一重要发现，为三系杂交稻的选育成功，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学术带头人应该是一个战略家
袁隆平认为学术带头人应该是一个战略家。他对记者说：“我们科技人员由很多人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带头人，他给你战略思想，领导研究工作一步步走，如果战略搞错了，再拼命，结果还是打败仗。战略思想在科学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杂交水稻上面也提出了一个战略设想，杂交水稻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就是三步走，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到一系法，方法越来越简单，但是效率越来越高。实践证明这个战略至今还是正确的。现在看来，没有一个战略，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那是短期行为，要取得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成功＝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袁隆平经常讲述这样的公式：成功＝知识＋汗水＋灵感＋机遇。谈到知识、汗水、灵感和机遇的关系，袁隆平说：“我认为知识是基础，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你是个文盲，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点，要有汗水。特别是农业研究，需要在试验田和实验室长期工作，因此必须付出汗水。第三，要有灵感，在科研领域，灵感与艺术创作有同样的重要性。灵感是抓不到的，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东西，我的体会就是灵感是知识、经验，还有思索和追求综合在一起的升华产物，它往往在外来因素刺激下突然产生了。灵感就是一种思想火花。所以我想，思想火花一闪的时候，马上就要抓住它，不然会忘记的。我奉劝从事科学研究的同志，要善于抓住思想火花，不要把它忘记了。”
杂交水稻口感差吗
很多人有这种想法：杂交水稻产量确实很高，但是吃起来，口感好像比普通的水稻差一点。针对这一问题，袁隆平说：“这是一个大误会，杂交水稻背了一个黑锅。很多人把早籼米误认为是杂交稻，因而认为杂交稻不好吃。广东省搞过一个米质鉴定会，参加鉴定的水稻包括两种泰国大米，当地的王牌优质常规米，还有一个常规稻，编了号，最后让专家品尝、打分、投票。结果，我们的杂交稻名列榜首，最好吃，最好看。第二年又搞过一次鉴定会，还是我们的杂交稻名列榜首。
做人方面母亲对我的影响最大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母亲华静从小被送到教会学校读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当过英语老师。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袁隆平一家也未能幸免流离失所，从北平辗转天津、江西、湖北、湖南、重庆等地。但不管到哪里，袁隆平父母都要把孩子们送到学校读书。除此之外，袁隆平的母亲还亲自教育孩子，特别是教育他们爱国、爱民、爱土地。袁隆平对记者非常肯定地说：“做人方面，我母亲对我的影响最大，她教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袁隆平写给母亲的信《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进一步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思念。
思想方法方面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对我影响最大
袁隆平说：“在思想方法上，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对我的影响最大。《矛盾论》讲过内部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杂种优势就是两个遗传上有差异的品种杂交，有矛盾，才有优势。我们现在搞亚种超级杂交稻，就是把矛盾扩大了。另外，关于水稻有没有杂种优势，也是通过实践证明它是有优势的，然后在理论上加以提高，再用来指导实践，这是《实践论》的思想方法。我对毛主席著作学习比较肤浅，但是两论对我的思维方法有非常大的作用。”
真做过禾下乘凉梦
袁隆平说：“有时候思想火花在做梦的时候突然会出现。我曾做梦梦到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帚那么长，谷粒像花生米那么大，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水稻要高产，有两个关键，一是杂种优势很强，二是形态很好。1997年我到江苏农科院参观，看到一块田里的水稻形态就是我梦中想象的超高产形态。结果证明我的灵感是正确的。”
为什么不在国外发展
袁隆平说：“这跟人生观有很大关系。如果为了名利的话，我就到国外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高薪聘请我，一天550美金。但我认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多的人口，粮食始终是头等大事，我在国内工作比在国外发挥作用更大……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这是最大的心愿。”
关于出身和受教育情况
袁隆平诞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由林巧稚接生。尽管因战乱流离失所，但他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也上过教会学校，因此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会拉小提琴，还会跳踢踏舞。袁隆平1949至1953年就学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农学系，是地地道道的大学本科学历，是新中国最早一批农学科班毕业生之一，早年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他对记者说，有人说他没受过高等教育，不懂英语，没有论文，无法参加国际交流，简直是个笑话。
关注生命现象和意识本质
袁隆平说自己最佩服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佩服他探索宇宙最深层次的奥秘。他对生命现象的本质和人为什么会思考极为关注。他对薛定谔关于“生命依靠负熵生存”的说法很感兴趣，认为生命与负熵的关系可能孕育着科技新突破。
一生中最感欣慰的三件事
袁隆平认为，社会和家庭的支持是他科研成功的重要保障。他认为一生中最感到欣慰的事情有三件。他对记者说：“政治上最欣慰的是1978年的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正式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业务上最欣慰的是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家庭上最欣慰的是，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我的爱人同情我，跟我站在一起。这是我最感欣慰的事情之一。”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编辑、拉美总分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