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上午10时，“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其中包括93岁的周永开。
人民大会堂内，主持人念到周永开的名字。孙女周婧搀扶着周永开走上领奖台，他缓缓走到习近平总书记面前，脸上的笑容慢慢绽开。
周永开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有76年党龄。在四川巴中任县委书记的近20年间，他常身着粗布装，脚穿谷草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巴中全县修水库29座、堰塘13000多口，1958年巴中县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县。周永开还带领全县人民在莲花山林场新植树林5000多亩，荣获周恩来总理颁发的奖状。
1991年离休后，周永开与另外两名退休老同志自发组成义务护林小组，在花萼山义务护林，20多年来他护林20余万亩，促成花萼山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对于获得“七一勋章”荣誉，老人最大的感受却是“惭愧”。“这是党中央授予的最高荣誉，而我觉得自己做的都是些小事，做得还太少了。”
周永开在花萼山。 图源：巴州区委宣传部
从“草鞋书记”到护林员
新京报：“草鞋书记”的名号是怎么叫起来的？
周永开：“草鞋书记”是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巴中县委副书记时他们这样叫。当时我主要管农业，经常在农村和农民打交道。我们那一代很穷，老百姓都穿草鞋，所以我也穿着草鞋工作。老百姓很纳闷，为什么领导还穿草鞋，我愿意这样做，我就是想不脱离群众，不脱离人民。
新京报：为什么退休了还没有停下来？
周永开：因为我觉得，共产党员不能退休，我们入党宣誓的时候都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既是我们党的要求，也是我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去花萼山护林？
周永开：花萼山是川东北一带最高的山峰，海拔有2380米。我选择那里有两个原因，第一，那里有红色根据地，也是打过仗的地方，牺牲过很多红军战士。第二，那里的生态资源很丰富。在城里时我感觉自己能做的事十分有限，到了山上，我更加能和老百姓一起工作，一起建设，慢慢地将花萼山建设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新京报：当时花萼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周永开：最开始我们准备在花萼山发展旅游产业，结果去到花萼山一看，发现很多树被砍了，一些野生动物也被捕杀了。那个地方破坏得很严重，本来是个自然资源很富余的地方，结果因为宣传教育得不够，变成了那样。
所以我决定，先把花萼山保护起来，慢慢恢复自然资源。
新京报：在护林时遇到了什么困难？
周永开：我是66岁上的山，刚上山时没有人认识我，都叫我“外来的老爷爷”。刚去时和村民矛盾很大，因为我们得告诉村民不能砍树、不能猎杀野生动物。村民们觉得，这两个“不准”把他们吃饭的路都堵死了，就很不满意。
那时一天最多有近百人在山上砍树、打鸟。我们为了禁止他们来砍树、打鸟、放牛上山，写了很多禁令，还设了路障，我们把禁令写在木板上、贴在石头上。
新京报：怎么解决村民“生计”和护林之间的矛盾？
周永开：当时我觉得，一定要把那个地方保护好，让那里的人民群众不砍树，不猎杀野生动物，走保护大自然的道路来致富。
我去他们家做思想工作，或者把他们叫到一起教育、学习。对那些家里困难的老百姓，我们会主动送化肥，再帮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后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诺不再砍树、打鸟。
周永开和村民们在一起。 图源：巴州区委宣传部
在茅草屋住了十几年，78岁时因护林摔伤
新京报：后来情况有改善吗？
周永开：慢慢地，他们对我们工作的反对意见就变少了。
我们还为他们找了一些新的工作。比如在山上栽树，我们雇了很多当地的老百姓一起栽，一天给他们四五十元的工钱，把他们逐步培养成护林员。最早的义务护林员是1996年来的，当时有五个农民自愿加入义务护林的工作，帮助我们一起建设花萼山。
他们做这个事没有工资，我只能一年给他们每人100元的草鞋钱。当时他们看我们为花萼山办事，就没说自己要什么，就说“你们来花萼山扶贫做好事，我们也要帮点忙”。
我拿了一些自己积蓄出来，也请示组织，最后筹到了8万元，才将山上荒掉的树林又栽满了树。过了两三年以后，情况才逐步好起来。
新京报：在山上护林时生活条件怎么样？
周永开：当时的条件艰苦，老百姓也苦，所以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山泉。最早我们还是挤住在老百姓家里，后来我就在山上用600元买了两间茅草房。那个房子我住了十几年，后来因为花萼山要建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被改成其他的建筑了。
新京报：护林20多年，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身体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挑战？
周永开：78岁那年，有一次我去护林时不小心摔到石头缝里了，自己起不来，当时我还借住在老百姓家里，家里养的狗发现异常，就一直冲着我狂叫。那条狗很通人性，把老百姓带到我摔倒的地方，我才被发现。
当时我和群众的关系已经很好了，他们发现我以后，叫了9个人，绑着滑竿走了七八里山路把我抬到了医院。这件事让我觉得，只要群众看到了我们真的在为他们办事，他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把我们看成阻碍他们生活的人。
新京报：家里人支持你做这些事吗？
周永开：家里人一开始不太支持我做这个事，知道我在山上摔倒后还有些生气。后来他们看到我一年上山这么多次，党组织也支持我，就慢慢地理解了我，也把家里的一些积蓄，一些衣物捐给山上的群众了。
新京报：除了护林，你还资助了一个学生？
周永开：2014年，我回到巴中母校化成小学。看到操场角落孤零零地坐着一名学生，老师说他因为家庭条件差而自卑，所以我决定资助这个孩子，到现在已经7年了。
周永开给党员们讲党课。 图源：巴州区委宣传部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
新京报：得知自己获得“七一勋章”后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周永开：知道我成为“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后，一些花萼山上的村民通过家人向我道贺。6月28日，“七一勋章”颁奖的前一天，我就赶到北京了。为了领奖时看起来有精气神，我特意理了发、刮了胡子。晚上我心情很激动，一直到12点才睡，比平时都要晚了一小时。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份荣誉？
周永开：29日早上，我特意换上了之前只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颁奖典礼时穿过一次的中山装，别上一枚新党徽，去了人民大会堂。
最激动的瞬间还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我颁奖的时候。除了激动以外，当时还感到很惭愧，因为这是党中央授予的最高荣誉，而我觉得自己做的都是些小事，做得还太少了。
新京报：回去后你有什么打算？
周永开：我今年已经93岁了，但只要还有一口气，我都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以感谢党和人民。除了每个月的党费之外，今年5月时，我交了10万元的特殊党费，作为我为党的一百周年华诞献上的礼物。
从北京回去后，我还想去花萼山住一段时间。我每年都会回去几次，一来是想去看看村民，二来想再解决花萼山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防控山火、改善村民生活等等。他们现在虽然脱贫了，但我还想帮他们致富。
【人物简介】
周永开，四川巴中人，1945年8月入党。解放前，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川北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全心全意为百姓造福，恪尽职守推动地方发展、脱贫攻坚、改善民生和生态建设，是群众心中的“草鞋书记”。离休后他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在当地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一生追随党、赤诚为人民，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