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骏（1915.12.5—1991.5.30），山东兖州人，生态学家、昆虫学家，我国昆虫生态地理学、数学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等学科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48年赴美求学并于一年后获得犹他州州立大学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后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并于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1952年，马世骏回到中国并创建了国内首个昆虫生态学实验室。先后在东亚飞蝗生态、生理研究、系统生态学理论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生态工程领域，提出和建立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中国生态学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是系统生态学理论与生态控制、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应用的先驱。
他有过根除东亚飞蝗蝗灾的光辉业绩，有过对《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卓越贡献，有过创立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巨大成就，他更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赤诚爱国心。他为了学习科学知识服务祖国而远赴国外留学，他为了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建设又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全部都奉献给党和国家。他就是誓言要用知识改变落后祖国的中国生态学之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先驱马世骏。
“我要用我的知识改变落后的中国”
马世骏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军阀混战和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环境中度过的。他早年就读于山东省兖州和济南中学，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两次被学校开除，将宜亭之名改为世骏转赴北平完成高中学业。大学时，又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平宪兵团拘留。但马世骏就是不屈不挠，一边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边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8年，马世骏一方面为了摆脱国内的战乱，一方面为了学习科学知识服务祖国，在33岁时离开祖国前往美国留学深造。1949年，马世骏仅仅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犹他州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前往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被推选为美国科学院荣誉协会正式会员并被授予金钥匙。这一年，新中国成立的好消息跨过太平洋，让马世骏振奋不已。马世骏在2年时间内取得博士学位后急切回国，期待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于是向导师查普曼申请回到中国。查普曼非常欣赏马世骏，竭力劝他留下来，马世骏毅然说道：“我要用我的知识改变落后的中国，我离开祖国很久了，我想念我的同胞。”
马世骏的回国之路非常艰难，他报效祖国的愿望和行动受到美国当局的阻挠，但是马世骏并没有放弃。1951年秋天，马世骏前往荷兰参加国际昆虫学大会，并在荷兰申请去比利时等地访问。此时，他的所有行李家当都在美国，美国方面也就同意了他的申请。马世骏从荷兰到比利时，又从比利时到法国到英国，在英国，他终于联系上中国驻英机构，当晚就悄然登上了目的地是中国的邮轮。从荷兰到家乡，马世骏辗转多地，耗费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1951年深冬，马世骏在香港下了客轮，辗转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他抛弃了所有留在美国的行李和家当，实现了他回归祖国、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宿愿！
“改治结合，根除蝗灾”
马世骏回国后，国家给他的第一个科研任务是解决两千多年遗留下的蝗灾问题。中国人治蝗治了几千年，为什么一直治不住？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马世骏明确了飞蝗次生型的演变规律和演变机制；揭示了飞蝗爆发的主因是水、旱灾相间发生，次因是社会不稳定及贫穷落后；他从生态地理学角度提出了“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的飞蝗治理策略与措施，通过改造生态结构，用修建堤坝和控制水位等方式转变蝗虫生殖繁衍的条件以达到根治蝗灾的目的。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肆虐我国数千年的蝗灾，在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大范围出现。该成果于1978年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在研究昆虫生态学和害虫综合管理的阶段，马世骏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昆虫生态学实验室，先后提出了“中国农业害虫的动态分析及控制途径”“昆虫种群的空间、数量、时间结构及其动态”“种群自动调节”与“种群变境成长”等理论及新概念，并指出了综合防治措施选择的标准为“安全、有效、经济、简便”，各种措施之间的有机协调。他创造性地将生态学原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植物保护，提升了我国害虫综合防治理论与应用水平，为昆虫生态学和害虫综合管理理论与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2年3月，马世骏主动参加了反细菌战专家调查团，与钟惠澜、刘崇乐等科学家一起到朝鲜和我国东北现场调查，获得了一系列美国军队悍然发动细菌战的证据。他还在国际调查团的会议上作了有力的发言与论证，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荣获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奖励。马世骏1959年出版的《中国昆虫生态地理概述》是中国昆虫生态地理与昆虫区划的第一本专著。关于粘虫测报、防治的研究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1978年）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82年）。“棉虫种群动态及综合防治研究”于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亲历了害虫综合管治的成果实践之后，马世骏又敏锐地提出“人类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毁坏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伴随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空气污染、环境污染日益加剧”。1972年以来，他把科学研究工作扩展到系统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领域。
1978年，马世骏在《环境保护》上发表论文《环境保护与生态系统》，将科学研究拓展到经济建设领域，在国内率先指出“生态学是人类解决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科学基础之一”。他分析了当时与生态学有关的三大社会问题，即“环境污染问题、人口问题与生物资源利用问题”，论述了人类、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环境污染与生物圈物质循环的关系，强调“人类物质循环是生物圈循环的一部分”。他还运用生态学原理，提出了解决污染和保护环境的途径，即“工业技术与工艺、发挥生态系统功能作用、生态风险评估”。
1979年，马世骏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大会所作的《环境系统理论的发展和意义》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生态系统工程”概念，并在国际上首次给予明确的科学定义，精辟地概括了“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生态工程的原理。在20世纪80—90年代，该原理推进了我国生态农业的蓬勃发展。现在该原理已成为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规划与建设的科学思路，对推动我国生态建设与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987年，出版了与李松华研究员联合主编的《中国的农业生态工程》，这是国际上首部关于生态工程的专著，为引导国内外生态工程的研究与应用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20世纪80年代，马世骏进一步将生态学研究从自然生态系统扩展到以人类为中心的人工生态系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明确指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既有各自运行规律，也是相互作用的整体”，提出了衡量复合生态系统的准则，即“自然系统是否合理，经济系统是否有利，社会系统是否有效”。这一理论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可，开创了人与自然耦合机制与调控的新思路。
马世骏还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与实践，在省、市、县等不同层级的生态学培训班上，他都呼吁提高全民生态意识——“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更是个全民意识问题。要让生态意识深入人心，走好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国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曾担任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以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身份，与挪威首相Brundtland夫人等共同起草了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1991年，75岁高龄的马世骏先生已经因为青光眼和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他却依旧坚持工作。5月22日，马世骏参加了中国科协4大会议，大会26日才结束。27日，刚刚休息一天的马世骏乘车前往河北迁安参与主持由数百个生态县、生态乡、生态村参加的“全国生态农业（林业）县建设经验交流会”，并作学术报告《生态县的内涵和发展趋势》。5月30日，他坐车返回北京，下午4时许在河北省丰润县境内以身殉职，享年75岁。
马世骏的一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一生都在开路、赶路和引路。星光不问赶路人，他的事迹将激励着新时代的我们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1年7月28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