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清华五道口“碳中和经济”论坛召开，主题为“全球碳中和与能源变革”。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型能源企业和金融集团等国内外专家共商低碳转型发展路径。
“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能源领域、制造业、学界等各行各业协同努力。其中，金融部门更需要在引导资源配置、支持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主动防范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次论坛上，证监会原主席肖钢、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
一、肖钢：注意防止金融业“洗绿”
肖钢表示，绿色金融是中国“双碳”目标政策框架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协同产业政策、消费政策、税收政策、碳市场的交易，绿色金融在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实现当中具有重要作用。
如何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肖钢认为，一是要实行正向的激励机制；二是要开展环境风险分析。正向的激励机制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财政贴息，怎么样扩大对金融对“碳中和”目标贷款的贴息；比如说中央银行怎么样来设立支持低碳转型专门的工具；比如说再贷款，或者把绿色债券作为央行放款的合格抵押品；另外要建立绿色担保和项目风险的补偿基金等。
对于金融机构来讲，下一步应该进一步加强环境风险分析，现在很多金融机构已经开展这项工作，未来怎么样运用一系列工具和方法，帮助金融机构决策者选择项目？环境风险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这些风险都可能会增加投资风险，作为金融机构必须要增强识别监测环境风险的分析和预警的能力。
此外，还要对环境的权益开发新的产品，比如排污权、水权、排放权、用能权等，这些环境的权益都可以作为金融资产的底层资产来进行开发。所以在这里可以开发出若干个创新型的金融产品来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对金融机构还要加强环境信息的披露，现在是无论上市公司还是金融机构，都在开始自愿性披露，未来要从自愿性信息披露逐步转向强制性披露，当然要制定规则分步实施。同时要建立公共环境和气候数据平台，特别是对绿色金融的评级和认证进一步加强，通过信息的披露，使得金融机构业务的透明度增加，
肖钢强调，要加强绿色金融的监管，为了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绿色金融的评价体系，特别是还要进一步统一监管的规则，实现绿色金融的发展和金融业去杠杆的风险防范，要相互协调，也要防止绿色项目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特别是也要注意防止金融业“洗绿”的问题——以支持“双碳”目标为名，实际上不是干绿色的事情。所以还要进一步加强对绿色金融创新的监管协调，建立绿色金融分析监测预警的机制，强化资金运用的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在绿色贷款方面，目前国内达到了12万亿元的水平，在全球位居第一。”肖钢说，到去年年底，国内和绿色相关的私募基金大概已经超过了500只，规模达到2000亿元，其中主要是股权投资。另外要重点发展绿色信托，还有绿色租赁等。
二、李毅中：碳税应该适时稳步推出
李毅中认为，减碳减排要在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上下功夫。
如何调整工业结构？第一要淘汰落后产能。第二采用先进技术装备来改造代替。比如，钢铁的“短流程”，不从矿石炼铁再炼钢，而是用废钢直接炼钢，即“短流程”。第三综合利用，回收余热。第四精细化工，产业链延长，把平均能耗降下来。
从产品结构来说，一是要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增加强度、减少重量，延长寿命，这样实质上就是减碳了。二是提高产品的使用能效，无论是生产制造产品还是生活用能，在它全生命周期，直到它报废回收都要高效率、低能耗、可回收。三是不断创新品种，替代原有的品种。比如说，积极发展电动车，将会逐步替代燃油车。
“实现上述结构结构调整要积极发展新能源，同时要开展绿色智能技术改造。一是要深化节能、降耗、提质、减碳、治污这五个方面。二是数字化转型升级，包括精准制造、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增材制造、协同制造等，要因业施策，总结试点经验向行业推广。”李毅中表示。
李毅中表示，要加强基础工作、政策研究和科技攻关。要梳理碳源、摸清碳足迹，查清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各个车间。“你到底排了多少二氧化碳。老实说，现在不是太清楚，100亿吨也是一个大概数字。首先要理清碳源、摸清碳足迹，包括直接排放的，烧了煤放出和间接用了多少电，这样才能全面落实责任。中央提出防止“运动式”盲目推行，这个提醒很重要。”李毅中说。
对于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李毅中表示，碳交易市场正在推出，入市的企业二氧化碳配额如何确定？应该找第三方去评估，配额怎么来发？年度如何核定？碳定价机制如何建立都要有明确的规则，而且不断的完善。至于碳税应该适时稳步的推出，但是要兼顾减碳减排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不能太急、不能太高、不能太快，要估计到对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
李毅中表示，碳中和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需要付出巨大的投入，要相关部门加强协调。光工业也不行，要和其他相关领域，包括金融，以至于全社会共同努力，还需要深入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多边的、双边的，来实现人类的共同目标。
三、张晓慧：将气候与环境风险的压力测试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张晓慧表示，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它不仅将重塑我国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更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需要能源领域、制造业、经济学界等各行各业迎难而上，协同努力，及早科学设置碳减排目标，部署切实可行的达标方案，出台规范明确可操作的绿色发展举措。其中，金融部门更需要在引导资源配置、支持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主动防范气候变化带来的相关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要简单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国民财富积累和文明生活水平提高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碳减排约束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充分理性、智慧的平衡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未来几十年，绿色低碳转型将嵌入所有经济活动的内核，成为投资、生产、消费和流通等决策的核心逻辑，经济发展方式和人民生活方式也将从不可持续的资源高度依赖型转向持续迭代的技术创新型。
因此，中国需要按照自身节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努力平衡经济发展与降碳减排，预防和化解转型风险，实现有序、公正、绿色转型。绿色金融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将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联合国的测算，要实现《巴黎协定》的气温上升控制目标，全球需要总投资大约为90万亿美元，中国实现碳中和同样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据多个机构初步测算，中国实现“双碳”战略所需投资大约在150万亿到300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未来我国每年将在双碳领域平均投资3.75万—7.5万亿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全年投资的10%左右。
如此规模的绿色投资，无疑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机缘，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如此巨量的资金从哪里来？过往的经验数据显示，绿色金融对碳中和的资金支持比例将达到90%，而政府财政支持比例仅为10%，发展绿色金融能够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绿色环保领域，优化全社会生产要素配置，在提供碳中和资金上发挥不可或缺的支柱性作用。
张晓慧表示，也要警惕非理性投资潜在的社会经济成本，国际上有关新兴产业非理性繁荣引发经济金融风险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更需要我们理性决策，审慎而为，认真做好产能预警与风险监测，方能协力保障绿色发展、行稳致远。
张晓慧表示，发展绿色金融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将气候与环境风险的宏观压力测试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将气候风险纳入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管理，将气候风险监测和管控纳入企业的公司治理框架，有利于从宏观到微观全面管理，应对气候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四、鞠建东：考虑累进碳税
鞠建东认为，可以考虑不同的碳税。第一，税可以是异质的，行业不同，税率可以不同；同一行业，碳排放密度越高，税率应该越高。第二，税可以是动态的，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调整。第三，税不仅应该惩罚污染，也应该与鼓励绿色并重，负的碳税就是碳补贴，可以用碳补贴的方法来鼓励绿色产业。第四，税收应该兼顾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通过税的不同，来实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绿山变金山，金山化绿山，循环迭代，奔向碳中和”。
对于非单一碳税的具体设置，可以考虑累进碳税。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绿色。
“我的定义是不同行业取碳密度的中间值，均值以下是绿色的，均值以上是非绿的、需要惩罚的。现在电力行业，煤电碳排放密度一定是高于均值的，天然气发电可能比煤电略低，光伏和清洁能源等形式碳排放密度更低，这都取决于行业碳排放均值的大小。通过惩罚高碳排放的煤电，补贴清洁能源等低碳排放发电，这种均值以下补贴和均值以上惩罚的方式，使企业可以自己选择组合，减少火力发电，增加太阳能发电、水力发电，只要做到均值以下就可以获得补贴。”鞠建东介绍。
以关乎收入分配的居民消费碳税（补贴）为例。假设现在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均值是10吨/人年，多于10吨/人年的缴税，低于10吨/人年的补贴。居民消费中的碳排放来自于开车出行、盖房子、富人开私人飞机等。从居民消费来看，很明显富人碳排放高，穷人碳排放少。那对富人收的碳税多，穷人收的碳税少，个人也可以通过种树等形式降低个人碳排放，到2060年碳排放均值是0，从居民消费上也达到了碳中和。
通过这样改进的碳税方式，对每个行业取均值，第一个好处是容易获得企业的支持，一半企业会支持，因为他们在均值以下，另外一半的企业可能会反对，因为他们在均值以上。另一个好处是通过分不同行业设置均值具有灵活性，均值大小设置也具灵活性，容易获得各方支持，政策也更容易通过。不像现在的一些做法，若对整个行业都采取严格的转型行政措施，可能使得整个煤电、整个电力行业都是反对的。此外，像中国这样行政执行力强的国家，通过碳税方式比碳市场的方式更为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