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好新时代“山海经”

共同富裕，重在共同，也难在共同。既要覆盖全体人民，一个都不能少，也要覆盖全部区域，一块都不能缺。

　　从全国范围看，浙江是比较富裕的，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6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2年居全国第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连续38年居全国第一。

　　但在浙江省内，同样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我们说浙江是“七山一水二分田”，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这条线叫做“清大线”，它北起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南到温州市苍南县大渔镇。它也是浙江发展水平的一条分界线，因为线的两侧，东北临海，西南靠山。山区26县占浙江省45%的面积，却只创造了不到10%的生产总值。这种差距，浙江把它总结为“山海”差距。

　　共同富裕既要高质量发展，也要高水平均衡，补上山区26县“短板”就是浙江的突破口和关键点。早在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做出“八八战略”决策部署时就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怎样把“山”的资源和“海”的优势结合起来，这些年，浙江形成了一批来自一线的山海协作经验，其中打造“飞地”平台最具代表性。

　　打造产业飞地 念好新时代“山海经”

　　“飞地”，是指在行政上互不隶属的两个及以上地区，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在特定区域合作建设开发各种产业园区。具体到浙江，“飞地”模式如何运营，效果怎么样？飞地经济从诞生到日趋成熟，又经历了哪些？

　　一周前，位于宁波市这家公司搬进了新厂房，如今新设备调试完毕，已经正式投产了。从老厂房到新厂房，搬迁路不过5公里，却是一次跨越300多公里的“牵手”。因为新厂房虽然地处宁波，但这块地却是宁波市鄞州区和衢州市衢江区共有。这个“共有”，正是浙江实施的“产业飞地”模式。为了促进山区26县的发展，浙江要求“山海协作”中作为“海”的一方必须拿出一块区位较好的土地来作为山区的“飞地”，双方共同运营共同获益。易田精工新厂房所在地，正是鄞州区和衢江区1501亩“产业飞地”的一部分。

　　这家从事高端装备制造的企业，成立5年来，一直租用着一片不大的厂房。随着订单量不断增加，扩大生产规模也变得越来越迫切。

　　唐建国：宁波地区都找不到土地，而且租用厂房也找不到。我们对厂房的要求也很高，我们层高是27米，行车是150吨的。因为产能要扩大，订单在增加，很着急。

　　企业的困境在2019年有了转机。当时，宁波鄞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来到企业，向企业推介“飞地”政策。按照“产业飞地”的政策，由宁波鄞州提供用地，衢州衢江提供用地指标，双方共同出资1亿元注册成立合资公司负责“飞地”运营，其中，鄞州方投资占股49%、衢江方投资占股51%。落地项目企业正常运营后，双方还将按约定比例对税收进行再分配，其中，鄞州得35%、衢江得65%，收益再次向衢江方倾斜。有了这块产业飞地，让工业发达、土地供应又紧张的宁波，可以留住企业。同时，鄞州的招商引资也变得更容易。

　　唐建国：得到这个政策的优惠，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很大的提升。年产值从1亿元到3亿元，从3亿元到5亿元，这样把产能扩大。

　　产能上去了，企业效益自然也跟着提高。

　　园区内的另外一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2022年由宁波鄞州招引至这块“飞地”。经过一年的经营，今年前4个月，就有近5000万产值，全年销售产值预计达到4亿，占到母公司全年产值的五分之一。按照双方目前的合作模式，宁波市鄞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励勇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励勇：4亿元的产值我们按照5个点的企业税赋率来算，有2000万元左右的税收，我们鄞州区的区所得部分在500万元左右，按照我们的合作模式来计算，衢江方能分到300多万元。

　　早在2003年，为保护千岛湖生态环境，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提出，通过“域内保护、域外开发，拓展发展新空间”，支持淳安县异地发展工业平台，至此拉开了浙江省“飞地经济”创新发展的序幕。经过10多年的发展，2021年，浙江提出“念好新时代的‘山海经’”，把“飞地”经济作为创新发展的载体。如今，“山”和“海”都享受到了“飞地”带来的发展和收益，然而作为浙江首创的“飞地”模式，政策最初实施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宁波市鄞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励勇：当时后续的利益分成、出资的比例、人员的到位配比情况，一大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一些职能部门肯定是有分歧的，比如经济部门，它看重的是项目的落地、经济指标的产出；比如财政部门，它肯定要核算这个成本怎么回来。每个职能部门肯定会有各自的意见，导致这个项目我们一开始推进也很难。

　　难虽然难，但是“山”和“海”双方都认为合作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经过双方政府的不断磨合，“飞地”经营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让山的那边和海的这边都逐步尝到了合作的“甜头”。

　　宁波市鄞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励勇：这个“飞地”对我们鄞州的企业乃至宁波的企业都是非常有好处的，等于我一下有了1500亩土地可以用来开发建设，为我们宁波当地的企业发展和招商引资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衢江来说，他们最关键看到的是后续的收益，第一时间项目落地后，他们后续马上就可以产生收益，5年结束后，收益率还是相当可观的。

　　三大飞地模式 创新发展富民强村

　　一块产业飞地，整合了两地的优势资源。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宁波鄞州和衢州衢江的合作，为了提升山海协作成效，浙江还建立市级的协作结对关系。比如，杭州市和绍兴市支援衢州市，宁波、湖州、嘉兴共同支援丽水。目前，浙江全省已经有78个这样的飞地，山的一方叫“飞出地”，海的一方则叫做“飞入地”。

　　在模式上，如今，浙江探索出产业、科创、消薄三大主要“飞地”模式。

　　“产业飞地”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由浙江省统筹安排，由浙江省大湾区新区、省级高能级平台等相关产业发展平台，为山区26县提供一块不小于1平方公里的土地，“飞地”的建设用地指标由飞出地予以保障。

　　“科创飞地”同样是鼓励飞出地和飞入地开展联合建设，入驻企业以科技初创型企业为主，孵化在飞入地，产业化在飞出地。

　　“消薄飞地”顾名思义，就是消除薄弱村。导向更为明确，就是要壮大飞出地的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它主要以发展物业经济、楼宇经济等快速见效项目为主。

　　“飞地经济”给浙江经济薄弱地区输送了源头活水，接下来如何让它们继续发展壮大，浙江也有自己的办法。

　　经济薄弱村三年跨越追赶 如何做到？

　　杭州市余杭区的永安村，曾经是一个经济薄弱村。但是短短两年多，永安村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由2019年的73万元提高到2022年的505万元，农田每亩收益从555元提高到了5800元。这些变化，与一个人密切相关，就是这两年村里新上任的“CEO”。村子里的CEO是做什么的，他怎么让村子三年间产生这么大的变化？一起去认识这位乡村CEO——刘松。

　　余杭区余杭街道永安村乡村职业经理人 刘松：我叫刘松，来自安徽芜湖，在浙江大学学的是农业技术推广专业，我希望把我的专业知识用在乡村，为乡村振兴做贡献。

　　乡村里为什么会有CEO？这来自于杭州市余杭区的一项创新举措。

　　在浙江的乡村，近年来虽成立了不少为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的强村公司。但是很多村干部并不擅长经营，强村公司也打开不了市场。余杭区就开始广发英雄帖，为农村招聘职业经理人，希望这些经营性的人才能助力乡村集体经济，富民强村。

　　余杭区余杭街道永安村党委书记 张水宝：以前我们村在余杭街道村集体收入是垫底的，只有28.5万元。

　　申请招聘的都是像永安村这样的经济薄弱村，张水宝说他心里想的是，已经垫底了，干脆就试试外来的和尚能不能念好经。就这样，2020年10月，来自安徽的浙江大学高材生刘松，凭着此前多年的农产品企业运营经验，成功应聘，当上了永安村第一任CEO。当时永安村集体经济收入在余杭街道排名倒数第一，村里除了种地，几乎没有别的经济收入。

　　余杭区余杭街道永安村乡村职业经理人 刘松：种粮综合成本的话在2200元每亩，综合收入是2755元每亩，这样的话一亩地的收益实际上只有555元。像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有97%都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这个很大地制约了我们开展其他的多种经营。

　　永安村的地只能种粮怎么办？产业单一怎么办？

　　刘松结合村里实际情况和当下人们喜欢的绿色生活方式，让城里人和企业来认种土地。村里提供种养服务，产出的大米以及衍生品都归用户所有，用户通过小程序就能随时看到自己稻田的生长情况。为了扩大影响力，刘松还专门搞了一个“开镰节”。2021年开镰节当天，有4万多名游客来到永安村，800多亩认种田当天就被认种一空。

　　刘松再次算了一笔账，永安村每亩地的综合收入从过去单纯卖粮食的2755元提升到了8000元。刨去种粮成本，农田每亩收益从555元提高到了5800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由2019年的73万元提高到2022年的505万元。短短两年多，永安村从余杭街道的倒数第一变成了正数第一。

　　余杭区余杭街道永安村乡村职业经理人 刘松：这个地方是原来的灌溉水源地，我们就是做了一些微改造，周边的环境做了打造以后，我们把它做成小的露营地，吸引亲子家庭。这个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他们给我们场地费、策划费包括活动咨询费，这些都进了村集体的账户，可以为村集体增收。第二个是他们到这里来之后，吃饭各方面的消费都在我们的农家乐里面了，吃一顿饭，走的时候买点土特产带回去，这个就是村民的增收。

　　看到自己家乡的变化，这些年，永安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陆续续回到村里。有办研学班的，有开起农家乐、民宿的，也有把村里的非遗手艺重拾起来，做起非遗工坊的。如今的永安村，越来越多的新业态在这里发芽。

　　永安村的成功，让余杭街道其他七个村看到了这种运营模式的好处。为了实现八个村抱团发展，余杭街道让永安村牵头成立一家强镇公司。刘松也从强村公司CEO变成了强镇公司CEO。强村公司的骨干们也纷纷到其他村子走马上任，刘松给他们起了一个更加诗意的名字——“乡村造梦师”。

　　余杭区余杭街道永安村乡村职业经理人 刘松：其实我们国家不仅仅有一个永安，全国有无数个永安，都需要有能力、有想法、有梦想的年轻人过来，通过你们跟乡村的双向奔赴，实现你的理想，实现乡村的发展。

　　专家解读：如何看浙江在“共同”上做的努力？

　　浙江在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探索共同富裕的进程当中，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郝栋先生带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