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信贷结构绿色转型能够为经济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持。截至2024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36.6万亿元，同比增长13.18%，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重持续攀升。然而，这一进程仍存在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市场内生动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议程加速推进背景下，“双碳”政策的实施有望为信贷结构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双碳”政策如何推动银行信贷深度绿色转型值得关注。为此，本文系统梳理信贷结构绿色转型的历程与挑战，总结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实施现状与现实要求，从多维政策协同视角，深入剖析“双碳”政策推动银行信贷绿色转型的路径和趋势。
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绿色转型
（一）绿色信贷的国际经验。全球绿色金融的实践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1974年联邦德国成立全球首家政策性环保银行，开创了专门金融机构支持环境治理的先河。1980年美国“超级基金法案”的出台，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污染者付费原则，要求企业承担环境修复责任，这一立法创新对全球环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2003年赤道原则（EPs）的诞生，标志着国际绿色信贷准则的成形，其涵盖的10项原则、38项行业标准，为金融机构评估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提供了具体框架。我国绿色信贷体系的构建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际经验。
（二）我国绿色信贷的实践探索。我国绿色信贷的本土化实践呈现出鲜明的政策驱动特征，其发展历程可系统划分为四个阶段：
——1995年至2006年，制度奠基阶段。1995年，原国家环保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同步印发《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首次将环境要素纳入信贷决策体系，标志着绿色信贷理念在我国金融体系的正式萌芽。此后政策框架持续夯实。
——2007年至2011年，进入探索阶段。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原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对未通过环评审批的项目实施信贷禁入，标志着绿色信贷正式升级为国家环境经济政策工具。此阶段政策重心聚焦污染减排，2011年，原环境保护部联合多部门发布的《中国钢铁行业绿色信贷指南》，通过建立行业环境绩效评估体系，精准引导金融资源退出“两高”领域。
——2012年至2015年，体系构建阶段。2012年，原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首次系统构建绿色信贷全流程管理体系，奠定了绿色信贷发展的政策基础。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战略目标。
——2016年至今，进入战略深化阶段。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系统规划绿色信贷、债券、基金等多元化产品体系。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引入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将绿色信贷执行情况与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挂钩，形成强有力的政策约束。
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后，绿色信贷与转型金融加速融合。2023年，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密集出台《2023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绿色航空制造业发展纲要（2023—2035年）》《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等专项政策，推动信贷资源向新能源、碳捕集等前沿领域配置。2024年，政策创新持续深化，国务院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碳市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为绿色信贷风险定价提供基准参照。同年，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从优化信贷审批流程、创新金融产品、强化跨部门协同等维度构建政策闭环，为商业银行支持低碳转型提供制度保障。
（三）绿色转型中的深层挑战。尽管政策体系日趋完善，但商业银行仍面临多重绿色转型挑战。
一是风险定价机制滞后威胁金融稳定。绿色信贷资产质量与风险定价模型尚未成熟，环境风险未纳入央行征信系统，导致资本充足率计算失真。“双碳”目标倒逼下的行业调整可能引发传统高碳信贷资产重定价风险，如何在支持实体经济低碳转型与防范系统性风险间取得平衡成为核心难题。
二是市场内生动力不足制约转型速度。企业与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业务中面临激励错配，缺乏有效市场驱动。企业端，高耗能企业融资约束小且绿色改造周期长、成本高，参与意愿低迷；金融机构端，绿色项目周期长、利润低，与追求短期收益目标冲突，导致绿色信贷业务扩张缓慢。这种双重约束使得绿色信贷市场仍高度依赖政策推动，内生发展动能亟待激活。
三是标准执行存在偏差掣肘资源精准配置。尽管监管层陆续出台系列新规完善评价体系，但地方层面仍存在为完成考核而降低审核标准的现象，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洗绿”风险持续累积。全国尚未建立统一的绿色项目技术规范，导致部分金融机构仅依赖《绿色信贷指引》等相关评价标准放贷，忽视项目实际环境效益。
四是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加剧透明度困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大量非重点排污企业存在数据完备性、准确性缺陷，直接影响银行贷前评估。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自身绿色信贷数据披露也存在短板，多数银行仅公布增量与余额汇总数据，缺乏细分领域、具体项目运营情况的跟踪披露，公众监督难度显著增加。
站在新的历史角度，我国银行信贷结构绿色转型已超越单一政策响应，成为重构金融资源配置逻辑的战略选择。在转型过程中，需充分借鉴国际准则中已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成熟经验，更需立足本土实践，在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间探索出可持续的转型路径。
绿色金融的多维产品体系成型
（一）我国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规模稳步上升。2020年7月，央行发布《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方案（征求意见稿）》，将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纳入金融机构评级考核，形成以国有大行为主力、城商行补充的市场格局。据《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2024》，截至2024年末，绿色贷款余额达36.6万亿元，同比增长13.18%，占各项贷款比重提升至12.7%。国有大行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如建设银行绿色贷款余额达5.6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3.18%；邮储银行绿色贷款突破1.91万亿元，同比增长6.01%。整体而言，我国绿色信贷规模持续扩张，同比增速稳步提升，但绿色信贷余额占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呈现阶段性特征：2019年前保持相对平稳，2020年至2021年经历短暂回调后，自2022年起重返上升通道，说明我国近年来呈现信贷结构绿色转型趋势（见图）。
（二）债券发行量快速增长。2021年4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发布，进一步统一国内外绿色项目认定标准。截至2024年末，国内市场累计发行绿色债券2,669只，发行规模共计4.16万亿元。2024年，国内市场共发行477只绿色债券，规模达6,814.32亿元，较2023年发行规模同比减少18.59%，发行只数增加0.21%，规模有所回落，数量小幅增加。
（三）碳金融领域的市场机制加速成熟。全国碳市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制度建设方面，生态环境部2020-2021年密集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等基础性文件，2024年进一步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市场运行方面，2024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碳排放配额年成交量达1.89亿吨，成交额达181.14亿元，年成交金额创2021年上线以来新高。全年碳配额收盘价在每吨69元至106元区间波动，较2023年末上涨22.75%。
“双碳”政策影响信贷结构的四个维度
（一）家庭维度：碳中和叙事驱动消费转型。碳中和目标通过政策叙事与媒介传播的双重路径，深刻影响家庭消费决策。这种叙事策略通过构建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认知，驱动消费端形成绿色偏好。家庭环保行为的改变，如选择低碳产品、参与碳足迹管理，已成为撬动信贷结构转型的重要支点。商业银行须敏锐捕捉这一趋势，通过开发绿色金融产品、优化信贷审批流程，满足家庭绿色消费需求，进而推动信贷资源向低碳领域倾斜。
（二）市场维度：碳市场政策重塑企业融资。碳市场通过价格信号与配额约束的双重机制，重塑企业融资环境。碳价上升直接推升高碳企业融资成本，其债务风险溢价上升导致商业银行信贷供给收缩。配额交易机制则重构企业融资需求结构，高排放企业因购碳成本上升面临融资约束，而低碳企业通过配额盈余获得信用背书。这种市场筛选机制形成需求侧牵引力与供给侧推动力的双向作用，倒逼信贷资源向低碳领域配置。商业银行需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将碳配额、碳价等指标纳入信贷决策模型，以适应碳市场政策带来的融资环境变化。
（三）政府维度：环境税政策构建成本传导。环境税政策通过“惩罚—激励”双重效应，重构企业行为逻辑。对高碳企业征收的环境税赋形成成本倒逼，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投资，以降低碳排放。配套补贴机制则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形成政策套利空间，激励企业转向低碳生产模式。商业银行需基于风险收益权衡调整信贷策略，对高碳行业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同时加大对绿色项目的支持力度。这种政策组合既体现环境治理的刚性约束，又保留市场机制的弹性空间，为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提供政策导向。
（四）银行维度：定向工具优化资源配置。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创新，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流动性调控实现政策精准滴灌。绿色贴息降低商业银行边际成本，定向降准增强其长期流动性管理能力，双重机制激发绿色信贷供给意愿。相较于传统总量工具，该政策实现“政策信号—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的直达式传导，有效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商业银行需积极响应政策导向，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优化信贷审批流程，确保政策红利精准传导至实体企业，推动信贷结构向绿色转型。
四大政策工具通过需求引导、供给约束、成本传导、流动性调控形成政策合力，共同驱动信贷结构绿色转型。这一过程既体现政策工具的创新协同，也暴露出市场机制不成熟、标准体系不完善等深层矛盾，亟待在政策演进与市场发育中寻求动态平衡。
未来展望
（一）减碳政策趋势：市场化与法治化双轮驱动。未来，我国减碳政策将呈现两大演进趋势：一是市场化机制深化，碳市场覆盖范围有望扩展至更多高排放行业，碳定价机制将更趋精细化，通过金融衍生品创新提升市场流动性。二是法治化保障强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或升级为强制性规范，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将与国际通行准则全面接轨，尤其在环境效益核算、转型金融分类等领域形成统一规则。
（二）畅通减碳政策的作用机制。要实现政策效能充分释放，需从三方面打通传导链条：在顶层设计层面，建立跨部门政策协同平台，确保环保、金融、产业政策目标函数一致。在执行层面，引入区块链技术构建绿色项目全生命周期追溯系统，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校验环境效益，压缩地方保护主义操作空间，避免“洗绿”风险。在市场激励层面，探索建立绿色信贷风险补偿制度，对商业银行因支持低碳转型产生的不良贷款给予差异化核销政策，同时将绿色资产纳入央行抵押品范围，降低金融机构资本占用成本。
（三）商业银行应对：构建绿色金融核心能力。面对转型大势，商业银行需完成三大能力跃迁：一是风险定价能力革新，将碳排放强度、企业碳足迹等指标纳入客户评级模型，开发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工具，动态评估高碳资产减值风险。二是产品创新体系重构，推广绿色贷款等金融工具，为“两高”企业低碳改造提供融资方案。三是数据治理基础升级，建立企业环境数据智能分析平台，实现贷前准入、贷中定价、贷后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推动信贷结构绿色转型是我国银行业响应“双碳”目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这一进程既需要政策层面的精准引导，也需要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唯有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才能破解当前转型中的深层挑战，真正实现信贷资源向低碳领域的精准配置，为经济绿色转型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徐新扩 杨青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①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24年3月27日.
②张明，陈骁.《中国绿色信贷发展状况、基本特征与政策建议》，《金融理论探索》，2024年第3期.
③《区域银行如何搭建绿色信用评价体系》，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2022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