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我国把3月12日定为植树节以来，在几代人的接续努力下，中国的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已连续30多年保持双增长，累计完成造林6800万公顷，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世界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林面积最大的国家。然而，成绩的背后一样有隐忧。由于种植的树种单一，相当数量的人工林因外来物种入侵导致大面积死亡。此外，森林火灾、地力衰退等生态问题，也给人工造林带来重重威胁。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的艰巨任务，我们该如何发展森林？在种植人工林和保护天然林上，我们又该如何抉择，能不能从森林里找到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力量？
毁林开荒给生态造成巨大影响
人类自诞生起便依赖森林，农耕时期尤甚，生活所需皆源于此。尽管当时对森林有所利用，但破坏相对有限。进入工业时代，人口激增与工业化进程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新中国成立初期，森林资源成为我们的重要经济支柱，木材作为关键林产品，对工业发展及人民生活改善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森林被视为宝贵财富，也促使众多森林工业局得以成立，以采伐木材换取外汇，助力国家建设。后来我们意识到，森林不仅是木材来源，还是一个生态系统，过度利用会削弱森林的木材生产能力和其他生态价值。因此，现在我们应避免过去的错误，如大面积皆伐，这会破坏森林再生能力。早期皆伐后，虽然也种植了一些森林，但为了生产木材而种植的经济树种生态价值有限，导致生态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北方沙尘暴频发，与过度利用土地、破坏草地有关。为应对此问题，我们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工程，旨在构筑绿色长城，抑制风沙。中国是世界荒漠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被称为“三北”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分布着我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沙化土地约占全国沙化土地面积的90%，是我国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40多年来，重点治理的毛乌素、科尔沁、呼伦贝尔三大沙地全部实现了沙化土地的逆转，“三北”地区森林蓄积量从6.13亿立方米增加至30.42亿立方米。1998年我国南北方发生的大洪水给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深入分析后发现，洪水发生的根源在于为了生产粮食而导致江河上游大量的森林被采伐和破坏，毁林开荒等导致水土流失严重。为解决此问题，1998年我们实施了天然保护林工程以保护天然林，相继又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将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坡耕地转变为林地。
天然林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紧密相关
生态兴则文明兴。人类发展史与森林息息相关，森林退化会导致生态恶化，最终文明也将消失。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天然林的重要性，天然林大都在大江大河的上游，为保护人类未来必须保护天然林，这样既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增加水源涵养功能，还能保护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多样性及其复杂关系，是人类生存和未来发展的基础，为人类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财富，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生态系统，最终也会导致人类的灭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海南岛到大兴安岭，各地森林类型各异，由不同树种组成。特定森林的组成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具有完整稳定性。理解森林的自然演替对于确定合理的森林组成结构和类型至关重要。天然林的丧失会导致我们对未来造林及其结构缺乏了解，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便无法恢复，诸如许多物种的消失。人类能制造钢铁、工业材料，却无法创造自然演替过程中的新物种。若自然生态系统完全被人工替代，将失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抵抗力和韧性。因此，人与生态系统密不可分，我们对森林的经营利用不能简单模仿农业系统，不能走传统农业农耕作业方式。人工林经营应尽量减少对自然的干扰，避免过度施肥和打农药，以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以桉树为例，南方大量种植虽可获得木材，但需施肥和打农药，过量农药、化肥一旦进入河流和地下水，就会污染水环境，甚至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因此，在利用森林时必须认知其结构、功能演变，尊重自然承载力。我国虽国土广大，但干旱、半干旱地区和生态脆弱区多，人口众多且需求多样，生态环境建设是永久话题。
单一树种的人工造林存在什么问题
目前，我国森林面积2.31亿公顷，覆盖率24.02%，人工林面积居全球第一。中国在森林保护、植被建设和修复方面贡献显著，占全球增绿贡献的25%。我国40多年的林业发展不仅造福国内，尤其在改善北方省份环境方面成果突出，也推动了国际生态建设。
长期人工林的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面临新的问题。“南演沙家浜，北唱杨家将，东北漫山遍野落叶松”的人工纯林一统天下格局，带来了一些地力衰退、森林病虫害加剧、适应生态环境变化的能力变差等新的挑战。我国大面积国土绿化现在多是单一树种为主，南北方加一起10个树种就占了整个人工林树种近70%，从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具有对环境变化抵抗能力低和生态服务功能差的弱点。比如，松材线虫1982年从美国传到中国，最初是在江苏南京发现，由松材线虫引起的松材线虫病是具有毁灭性的森林病害，被称为“松树的癌症”。因为没有天敌和本土松树无法抵抗它，再加上我们造的是大面积人工针叶纯林，感染上这个病之后，就会易于大面积死亡。这样，既枉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会导致我们的木材、松脂生产出现问题，还会影响森林的水源涵养调控能力。
我国南方所谓的单种人工林往往会出现“绿色的沙漠”。人们看到人工林时会有满眼绿色的感觉，郁郁葱葱的，但如果把林下枯落物和林下的灌草清除之后，林地非常干净，出现“远看绿油油，近看水土流”的现象，导致森林本有的生态功能大打折扣。《科学》杂志曾有篇报道《德国森林的死亡》指出，德国是林业科学研究领域最先进的国家，理论实践都走在世界的前面，当时也是为了木材生产，种植了大量的欧洲赤松和挪威云杉人工纯林，经济价值较高，但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热浪和干旱叠加影响导致人工林长势受损，加上小蠹虫的侵染危害，导致大概有30万公顷的挪威云杉和欧洲赤松死亡，造成了林农的巨大经济损失。同样在北美的加拿大也曾出现过40万公顷的白云杉死亡。
未来我们的森林该怎么去营造
从长远的角度看，推动我国生态建设，需要思考未来我们的森林该怎么去营造？选择什么样的树种和森林结构，才能维系森林的物质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如何恢复天然林以及经营好其中存在的物种？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过去我们比较盲目，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是保护起来，圈起来，让其自然恢复。经过长期定位研究发现，即便热带森林恢复50年，其物种丰富度仅达原始林的70%—80%，而物种组成远远达不到原始天然林。加速天然林的恢复，就要找到恢复过程的生态关键种。大量的研究表明，热带复杂天然林中的稀有种虽少但其生态功能很重要。它通过和常见种之间非随机性的竞争作用，促使生态位多样化，有利于保持和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比如，海南岛热带雨林的坡垒（Hopea hainanensis Merr. et Chun），经济价值高而且生态功能重要。在自然更新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抚育促进天然更新和人工补种的方式，使坡垒在受限制或者退化状态下加速更新生长进入主林层，就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快速恢复生态系统功能和天然林。另外，同种针叶林连种，往往会导致其生物量和土壤养分逐代下降。以杉木为例，第二代的生物量会比第一代下降24%，第三代会比第二代下降40%。长此以往，人工林就会出现地力衰退和长期生产力下降。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强调森林的生态价值，而忽视它的物质生产功能，怎么把多种功能兼顾好？该如何重建一个健康、稳定、能够抵御自然风险的森林？这就要求在培育森林过程中，首先要把森林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清楚并衔接好物种之间的功能关系，以形成生态的互补性和多功能性。在广西，我们发现马尾松纯林的物种多样性低，不利于维持长期木材生产。因此，我们引入红锥（Castanopsis hystrix Miq.）这一高价值、耐阴的树种，通过适当地疏伐马尾松纯林，将红锥随机或丛状栽植其中。红锥与马尾松的根系结构互补，营养吸收不直接竞争。而且，马尾松的针叶与红锥的阔叶凋落物结合后，通过微生物作用加速分解，使养分更易进入土壤被植物吸收，促进两树种共同生长。这种生态协同作用将单一树种转变为多树种混交，既提高木材质量和经济价值，又避免过去的皆伐作业，使林地成为长期覆盖的择伐林。
人工增绿既要选种适宜，也要提升质量
森林具有巨大的储碳能力。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等，能够增加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即固碳，这对减缓气候变暖具有重要作用。经测算，森林蓄积量每增加1亿立方米，相应可以多固定1.6亿吨二氧化碳。利用森林减缓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主要有四个途径。
第一是保护好森林。森林植被和土壤具有巨大的存储碳能力，从每年的固碳能力来讲，各类生态系统加一起，森林大概能占80%，所以把我国现在65%左右的天然林保护好，也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重大贡献。
第二是积极营造和扩大绿地面积。我国造林、再造林已经40多年了，成就瞩目，但未来造林的空间有限，而且到2030年我们森林覆盖率的目标是增至25%，最终可能达到26%—28%。现有宜林地的面积有限，而且多在西部地区，水资源限制会影响造林效果并增加造林成本，同时也会加剧有限水资源利用的矛盾。这就需要在有限土地上选种适宜树种，研究其抗旱性和生境适应性，并随气候变化情景调整。如西部近年降水增加，部分地区造林可能性提高，需科学评估。此外，提升森林质量也是提高森林碳汇能力的关键，包括天然林和人工林质量的提升。天然林中，不同树种的调节作用不一样，生态关键种和稀有种对固碳贡献大，应在退化次生林中补植或辅佐这些树种，提高固碳功能。
因此，我们首先要保护好天然林，当然还有人工林。人工林不同树种固碳能力各异，其不同器官中碳的含量不一样，固碳速度和碳密度也不一样，需筛选高固碳树种。除了提高地上部分碳储量，还需深挖土壤碳汇功能。又比如，有的树种的生根性很高，根系形成木栓质可以使植物固存的碳大量地进入土壤，特别是深层土壤。也可通过遗传育种的手段培育高固碳树种，结合地上、地下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同时可以调整森林的轮伐期，例如杉木轮伐期从22—25年延长至30年甚至35年，有助于恢复土壤养分平衡，确保氮素和磷素保持平衡稳定。所以，我们要采用生态轮伐期概念，既能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健康和可持续性，同时能生产高价值大径级木材。还可以通过改变人工林经营方式，利用不同树种混交提升固碳能力，特别是我国幼林和天然次生林居多，具有较大的增汇潜力。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必须保护、修复和利用好这些森林，这样才能继续通过基于自然的森林固碳的途径来助推实现碳中和目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
第三是多功能地可持续经营森林。鉴于森林生长的周期性，需研究如何高效投资，使森林建设成本效益最大化。预防气候变化、干旱、增温及病虫害对森林的不利影响，并选择适应气候变化的树种。确保树种建造和森林群落结构稳定，提高地上和地下土壤固碳能力，实现高固碳功能。目前，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可消纳我国约10%—15%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经济有效的方案，而且增强陆地碳汇，特别是利用森林碳汇，还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空间。
第四是做碳的替代。木质产品为可更新资源，若房屋器具全由木材制成，可避免钢筋水泥产生的碳排放。木材建筑有助于自然循环，实现净零排放，可以用生物质的产品替代高化石能源排放材料，坚持减碳与固碳齐头并进。总之，在“双碳”目标下，提升森林固碳功能前景良好，对改善人类生产、生活环境是最经济有效的途径。因此，我们应更好地保护、修复和利用森林。（刘世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