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生态治理蓝皮书：中国生态治理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我国生态治理存在四方面问题。
《生态治理蓝皮书：中国生态治理发展报告》是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打造的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探讨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现状与问题的系列专题报告。本次发布的《生态治理蓝皮书：中国生态治理发展报告 (2019-2020)》（下称生态治理蓝皮书）是生态治理与研究的最新成果。
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生态经济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于法稳主编；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秘书长沙涛，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全球环境政策研究中心（CGEP）主任毛显强副主编。
中国社科院专家、自然资源部领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委、《生态治理蓝皮书》主要撰稿人、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人员代表、特邀嘉宾及媒体嘉宾近60人见证了皮书发布内容。
皮书指出，我国生态治理存在四方面问题：
——实现全面遏制土地退化目标的长期性
土地退化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防治土地荒漠化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我国已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成功遏制了荒漠化扩展的态势。但是，我国土地荒漠化面积呈现出波动性特征，重点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仍高于10%。防治土地荒漠化是重大的生态工程，更是重大的社会工程，全面遏制土地荒漠化扩展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破解生态保护优先发展与产业化进程冲突的紧迫性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高峰期，面临着城镇扩张、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的需求，在这一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生态保护与产业开发顺序的矛盾，如草原生态保护优先与工矿业发展的冲突、林地生态利用与经济利用的矛盾等。草原地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日趋激烈，面积减少是草原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由于各种征占行为，全国草原面积持续萎缩，年均减少约50万公顷（刘加文，2018）。
——自然保护地共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果的艰巨性
以我国各省市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本文使用2014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数据。2015年起，我国开始探索建立以国家公园体制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体制将逐步从并行走向并轨，2014年底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据可代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初的情况。、GDP总量本文使用2014年的GDP总量和2017年的GDP总量，以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使用2014年数据对应并反映出GDP最近年份的变化。和人口数量分别代表自然保护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指标。分析结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大的省份，GDP总量水平低，人口数量少；GDP总量水平高的省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小，人口多。即在空间和行政管理单元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与经济增长水平分离。如何让国家自然保护区面积大的省份共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果，是我国生态治理中的重大挑战。这种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在空间和行政单元的分离，需要制度设计来弥补，构建起惠益当地和跨越生态系统空间格局的全面共享共治机制。
——提升监测能力和构建现代监测体系的基础性
准确评价全国生态系统的变化，是我国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挑战。我国初步建立起的监测体系，已在为我国生态系统管理提供重要数据和决策依据。这些监测体系包括20世纪80年代起建立的森林资源清查体系，2000年起建立的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监测体系，近十年才开始公布全国草原监测报告，2003年和2013年两次完成全国湿地调查等。但是，目前我国生态治理中仍面临着基础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可比性的问题。一是准确性问题。如陆地生态系统在一定地域内的草原、湿地、林地之间受到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现象，监测数据部门由于体系的割裂造成的重复统计难以避免。二是及时性问题。如草原面积数据仍是1990年全国第一次普查的结果，尽管不乏科学考察和定位定点观测数据，但并不能支撑全国草原面积变化。三是可比性问题。如我国湿地两次调查中的调查方法存在差异，导致数据比较的科学意义下降换句话说，第二次调查中数据的增加并非全部源于真实湿地面积的增加，而是部分源于调查中图斑面积的缩小使得首次调查中遗漏的湿地补充了进来，造成难以定量揭示我国湿地面积和功能的变化。在生态文明战略布局下，建立准确、及时和具有可比性的监测体系是生态治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